中国人民银行十堰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内 容 提 要

我国元代实行的纸钞制度，在中外货币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时间过去了 700 多年，至今元代纸币已是凤毛麟角，存世量极为稀少。郧阳博物馆藏“至元通行宝钞”双面铜钞版，承载了丰富的元代历史货币信息，是元代纸钞的历史见证物。解读“钞版”信息，不仅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元代钞法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于今天的人民币管理，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堰市郧阳博物馆内珍藏的一件“至元通行宝钞”铜钞版，堪称一件国宝。其独特的工艺设计，蕴含的丰富的历史货币信息和重要的科研价值，直到今天，仍然值得钱币学界所珍视。

 

一、主要参数和版面布局

 

钞版来历：“至元通行宝钞”铜钞版，是原郧阳文化馆1978年清库时偶然发现。最初是怎样藏入文化馆库房的，由于缺少文字资料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据博物馆同志介绍，此版最初是废品收购站“收破烂收来的”，我们认为此说应当比较可信。元朝十四年（ 1277 年），郧县由宋属武当节度京西南路改称郧县，隶属襄阳府均州。以当时郧县的行政级别，不太可能设立印钞厂。另一方面，此钞版一套应为二块，即“至元通行宝钞”的正面钞版和背面钞版。现在只收到了一块正面钞版，故从外地流入郧县的可能性较大。否则，两块钞版应当同时在郧县面世。不管来历如何，此钞版经国内权威专家鉴定为蒙元铜钞版无疑。

主要尺寸:钞版长27.5厘米，宽19.5厘米，厚1.3厘米，重3150克。青铜铸造，黑漆古包浆。表面磨损严重，字迹依稀可见。有些字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个别字由于钞版局部锈蚀而残断。但总体上看，钞版保存基本完好。击之声音响亮，清脆悦耳，余音悠长。钞版形制为双面钞版，与 1973 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的一块“至元通行宝钞”双面铜钞版形制相同。钞版一面为贰贯文面值，另一面为伍佰文面值。贰贯文的版面长26.4厘米，宽19.4厘米，（见图一）。伍佰文的版面较贰贯文的略小，长24.7厘米，宽16.4厘米，（见图二）；其尺寸大小与无锡市博物馆所提供的伍佰文钞版尺寸之一种（长24.8厘米，宽16.5厘米）基本相同^注（1）。

版面布局：宝钞两面形制格局基本相同。版面均分为四栏。第一栏从右至左，均有“至元通行宝钞”六个汉字，且左右两角，各有一团太阳火焰，第四栏文字与贰贯文字内容相同，二、三、四栏的四周，布满蕙草图案。贰贯钞版上部第二栏中间横书“贰贯”两个大字。字的下面是第三栏。竖排四行铜钱图样，意为贰贯，铜钱图案两端绳结依然。图案两边，各有竖槽壹条，高6厘米，宽1厘米，各深5毫米。左边竖槽下面是“字料”二字，右边竖槽下面是“字号”二字。竖槽是在铜板上雕凿而成，凿痕累累，清晰可见。第四栏的文字有：

第一列、尚书省；

第二列、奏准印造至元宝钞宣课差发内；

第三列、并行发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

第四列、宝钞库子攒司；

第五列、印造库子攒司；

第六列、伪造者处死，仍给犯人家产，首告者赏银伍定；

第七列、至元年   月    日；

第八列、宝钞库使副；

第九列、印造库子使副；

第十列、尚书省提举司。

伍佰文版面格局与贰贯文基本相同，唯四角均有一约3毫米穿孔，疑为穿绳索用，以利翻版和搬运。与贰贯文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一是票幅缩小。同贰贯文比，伍佰文的版面长宽分别缩小了1.7厘米和3厘米。二是版头大字为“伍佰文”。三是钱的图案数量减少，由贰贯变成了伍佰文。四是贰贯文直槽空白处，有了两行八思巴文字。右行为“至元宝钞”，左行为“诸路通行”。

 

二、钞版信息解读

 

郧阳博物馆藏元代“至元通行宝钞”钞版的工艺设计是独特的，先进的，实用的。它以实物资料的形式，向我们提供了元代历史上曾全国统一长期行用纸币的丰富历史信息。

第一，钞版的设计是先进的，实用的，独特的。它是一块铜钞版，双面钞版，组合式钞版。见证了我国元代货币雕版印刷的重要历史进程。其一，从木版到铜版，是元代货币雕版技术的历史性进步。《元史·食货志》载：“初钞印用木为版，十三年铸铜易之”^{注（ 2 ）}。铜钞版较之木钞版有以下优点：一是使用寿命长。铜钞版虽然一次性投资较大，但由于可长期使用，制造和使用成本相对较低。二是有效地提高了印钞的效率和质量。木钞版由于易产生物理变形，翘，炸裂，腐朽，加之使用频繁磨损较快，这些物理变形还易引起字形变化和字的笔划的脱落，而铜钞版则完全克服了这些缺点。另一方面，由于铜钞版可以长期稳定使用，因此使钞印的效率大幅度提高。据《元史·食货志》载，在采用木制钞版的十二年，中统钞的年印量只有“ 398194锭” ^注（3），而采用铜钞版之后的十三年，则激增到“ 1419665锭” ^注（4），净增加了 1021471锭。元朝是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元史·地理志》载，“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 ^{注（ 5）} 。根据《元史》提供的数字计算，汉朝的疆域为 6216万平方里，唐帝国的疆域为 8078万平方里（里为明制）。元帝国的疆域超过了汉唐，可见疆域之辽阔 ,全国人口 58834711人 ^注（6）。这样大的国土，几千万的人口，经济的发达，商品贸易的发展，对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压力是很大的。元初由于印钞量较小，这个矛盾当更为突出。其二，从单面到双面钞版，是元代钞版设计工艺进步和成本意识增强的体现。据有关资料介绍：“至元十三年（ 1276年）起用雕刻铜版印制。至元通行宝钞二贯的印制即为铜版，背面有四脚，各高半寸” ^{注（ 7）} 。这里所说的显然是单面钞版。笔者认为，双面钞版是在单面钞版上技术创新的结果。其优点有三：一是提高了版材的工艺利用率。以上述双面铜钞版为例，两面的面积为 1072.5平方厘米，单面贰贯文的版面工艺利用率只有 47.75%,伍佰文的单面版也应当差不多。二是减少了搬运的次数。钞版从库房搬运到印造厂，双面版只需搬运一次，就可以印制两种面额不同的宝钞。三是双面版较之单面版节省了 50%的库房使用空间。四是降低了钞版的制造成本，特别是节省了材料费。其三，从整体式钞版到组合式钞版，是该钞版的工艺独特之处。前面谈到，在贰贯钞版的第三栏，有二行应当是蒙元“至元宝钞诸路行使”八思巴文字的地方是空格，变成了两条长方形的竖槽。对这两条竖槽有三种假设：第一种认为这是一种预防盗印的措施。把两行蒙元八思巴文做成活字，在工艺上是可行的，因为宋代毕升已发明活字印刷，好处是三人到场方可开印，有效防止了私印。第二种假设是雕版人在雕字时由于不熟悉八思巴文或出现了失误，把这几个字刻错了，作为一种补救措施，遂做成了活字。第三种假设是钞版存在铸造缺陷，出现了砂眼和气孔，做成活字也是一种补救措施。至于哪一种假设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有待于新的史料来验证。

第二，承载着丰富的元代历史货币信息。钞版作为历史见证物，以文字和图案的形式，向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元代历史货币的信息。第一方面是文字信息。其一，关于钞版的制作与使用年代。钞版的制作应在至元二十四年或以后。《元史·食货志》载：“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二十四年（ 1287 年）遂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文。”^{注（ 8）} 。而尚书省也是在八年废置后又在二十四年复立的，所以钞版上有“尚书省奏准”^{注（ 9）} 字样。钞版的使用时间应在1287年至 1329年之间。《元史·食货志》在记载《至元通行宝钞》的岁印钞数时，始于至元二十四年（ 1287年），终于天历二年（ 1329年）。这说明，“至元通行宝钞”的印造年限如果从至元二十四年开始算起，应当为 42年。其行用年限，则“终元之世，盖常行焉” ^{注（ 10）} 。其二，奏准印造发行官署。“至元通行宝钞”的印造发行应是尚书省。钞版第四栏首行和第二行说的很清楚：“尚书省奏准印造至元通行宝钞”。虽然，尚书省在元朝是三立三罢，据《元史·百官志》载：“七年立尚书省，置丞相二员，八年罢尚书省，乃置丞相二员，二十四年复立尚书省……二十九年以尚书省再罢，武宗至大二年复置尚书省，……四年尚书省仍归中书，丞相凡二员，自后因之不易” ^{注（ 11）} 。但尚书省奏准印造的“至元通行宝钞”是元朝全国流通，流通时间仅次于中统钞的一种主要币种。钞版第四栏第三行有“并行发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等文字，是对发行方式、时限、流通范围的明确规定。“至元通行宝钞”的总发行量，史无确切记载。但其印造量按照《元史·食货志印钞数》累计为： 88481749锭。减去部分“昏钞”和库存新钞，实际发行量和流通量应当小于此数。其四，对伪造者处置极严。《元史·食货志》明确规定：“伪造钞者处死。首告者赏钞伍锭，仍以犯人家产给之” ^{注（ 12）} 。而钞版上第六行有“首告者赏银伍锭”，“钞”和“银”有什么区别呢？元朝实行的是银本位制，“钞”“银”是可以互相兑换的，因此，史书上所说的“赏钞”与钞版上的“赏银”含义应基本相同。为什么说是基本？因为宝钞兑换白银时要交少量的手续费。钞版第七行的“仍给犯人家产”，不是说要给犯人留下家产，而是说首告者的赏银要从犯人的家产里出。即“仍以犯人家产给之”。第二方面是图案信息。第一栏左右角，各有一团火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第二、三、四栏周围，布满蕙草图案，象征着生生不息，枝蘩叶茂，财源广阔，吉祥如意。

三、重要的史料价值

 

“至元通行宝钞”作为元朝在全国的统一货币，从1287年开始发行，至今已历 717 年，历经历代战乱和自然损耗，存世极为稀少。因此，郧阳博物馆藏“至元通行宝钞”铜钞版的面世，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研价值。

第一，元代纸币是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尽管早在唐代我国就出现过纸质“飞钱”，宋朝也使用过“交子”与“会子”，金发行过“交钞”，但都不能与元钞相提并论。一是元钞是元朝的主要货币，完全取代了铜钱的地位。尽管元武宗短暂铸造过“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铜钱，顺帝时也铸造过“至正通宝”，但综观“终元一世”，仍主要是通行中统钞和至元钞，这正是元世祖忽必烈成功统一全国钞法，改革币制的结果。也是元钞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所在。二是发行量大，流通范围广。元朝的疆域极其广阔，非宋、金所能相比。因此，其纸钞的发行量和流通范围也为宋、金所不及。同庞大的元帝国相比，宋、金的纸币只能算一种地域性的货币。三是强制流通，不留死角。元钞的流通做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这是元政府强制流通的结果。即使是边远地区，也设立了交钞提举司，一律通行交钞。

第二，钞法严密，管理有序，为后世所效仿。一是机构健全。元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印造、管理和发行纸钞的专门机构，从而使纸钞的发行和流通有序进行。还设立了平准库，允许民间进行钞、银兑换，同时也起到了保证信用、稳定物价的作用。还设立了回易库，妥善处理昏钞（烂币）等。二是钞法严明，有严惩伪造纸钞的法规。如至元十四年明确规定：“凡伪造宝钞，同情者并处死，分用者，减死杖之”^{注（ 13 ）}。在“至元通行宝钞”贰贯和伍佰文正面第四栏第六行，特别大书“伪造者处死”几个大字，以表明元政府对伪造纸钞的严厉态度。三是元代纸币制度的成功推行，奠定了我国后世纸币制度的基础，也对亚洲和世界其它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三，以银为本，建立了强大的准备金制度。元朝开始发行纸钞，是以蚕丝作后盾的。如中统元年（ 1260 年）七月，即开始印造通行交钞，即中统交钞，以丝为本，以两为单位，因此称丝钞。规定“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值，并从丝例”^{注（ 14）}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百货输大都者，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注（ 15）} 同年十月，又印中统宝钞，这时，就改以同等数量的金银作后盾了。其法定比价为：每一贯（千文）等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五十贯为一锭，百文为一钱，十文为一分。由于中统钞的钞本系以银锭为准，这就标志着中统钞已从丝本位完成了向银本位的过渡。为了解决白银作为准备金的来源问题，元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大力开采银矿。比如元朝至元十二年（ 1275年）才平定江南，十三年就匆忙在江西蒙山设置银场提举司，大力恢复白银生产 ^{注（ 16）} ;二是以纸币为专用货币，禁用铜钱及金银。中统三年（ 1262年）“敕私市金银应支钱物，止以交钞为准” ^注（17） ;三是集中金银于中央政府。至元三十一年 (1294年 )，诸路交钞库原贮金银，除留少量钞本外，都运至京师。同时，禁止金银出海。四是严格控制交钞的发行量，防止通货膨胀。“中统宝钞发行之初，‘日造万锭’，各路领钞，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 ^{注（ 18）} 。元政府以金银为准备金，这不仅远较前朝进步，也是元政府推行纸币制度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四，元代钞法开创了世界上大范围纸币流通制度之先河。元代纸币，不限年月，不限地域，在元朝统治所及的地域内全境流通，其流通量之大，流通范围之广，这不仅在当时中国的历史上，也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没有先例的。所以，《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对当时这种纸币流通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纸币的制造，无论它的规格和认可手续，都和真正的纯金币或纯银币那样郑重可信……这种纸币大量制造后，便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险，拒绝支付使用，他们的所有臣民，都毫不犹豫地接受采用这种纸币，因为无论到任何地方营业，都可以用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金银等等。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卖任何物品……可以确凿地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世界上任何君主都要来得广泛”^注（19）。

总之，郧阳博物馆珍藏的元代“至元通行宝钞”双面铜钞版虽历经 700 多年，但仍保存完好，弥足珍贵。从钞版上，我们解读出了元代丰富的历史货币信息。元代钞法的成功推行，不仅在中外货币史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加强人民币的发行和管理，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郧阳博物馆提供文字和实物资料，仅此表示谢意。

 

课题组长：田光武

课题成员：朱学军  李少荣  历波   黄定学

 

主要参考书目

注⑴   冯丽蓉《无锡市博物馆藏至元通行宝钞》载《中国钱币》1989年第 3期

注⑵  《元史·食货志》见《二十五史》第九册 750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12月第一版

注⑶  同上。

注⑷  同上。

注⑸  《元史·地理志》见《二十五史》第九册 739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12月第一版

注⑹  “里”为明制，资料来源同上。

注⑺  《中华印刷通史》见第七章“雕刻印刷的应用和发展”

注⑻  《元史·食货志》见《二十五史》第九册 750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12月第一版

注⑼  同上

注⑽  据《元史·百官志》见《二十五史》第九册 747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12月第一版

注⑾  《元史·食货志》见《二十五史》第九册 750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12月第一版

注⑿  同上

注⒀  穆鸿利《简论忽必烈的币制改革与元代钞法的历史地位》载：《中国钱币》 1986 年第1期

注⒁  马瑞临《文献通考 . 钱币考序》

注(15)闻士清《对元代纸币政策的初步探讨》钱币研究文选 162 页

注(16)谷潜《元代蒙山岁课银锭的发现的研究》《中国钱币》 1986 年第3期

注(17) 闻士清《对元代纸币政策的初步探讨》钱币研究文选 163 页

注(18) 闻士清《对元代纸币政策的初步探讨》钱币研究文选 164 页

注(19)同注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