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博物馆 彭 浩

 

西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相争的战火硝烟中建立的。如何管理国家的经济，建立稳定、可靠的金融体系，对当时的统治者是一个考验。西汉王朝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摸索前进的。

大家都知道，秦代的货币有两种，一种是黄金，称为上币；另一种是铜钱，称为下币。。秦代的铜币就是著名的 “ 半两”圜钱，后人描述它的直径是“寸二分，重十二铢 ”（《史记 •平准书》《索引》引《古今注》）。在流通领域中，铜钱是常用的，流通量非常大。它的大小、轻重的变化，直接反映国家经济政策的趋向。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放弃了国家铸造铜钱的权力， “ 更令民铸钱”，开放私人制造货币。从表面来看，是因为 “秦钱（指 “半两 ”，实重十二铢）重难用 ”，实际上是经过多年战乱之后，政府的府库已是空空荡荡，拿不出足够的铜来铸钱、发行货币。无奈之下，只有把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交给据有铜矿的地方势力。铸币者为了获利，便降低铜钱的重量，同时掺入铅、铁等杂质，用同样多的铜造出更多的货币，于是社会上流通的铜钱就变得又小、又轻薄，被称为 “?v钱 ”。这种钱的钱文仍是 “半两 ”，但与实际重量分离。据史书记载， “?v钱 ”的重量是三铢（《史记 •平准书》《索引》引《古今注》），仅相当于秦 “半两 ”重量的四分之一。发行 “?v钱 ”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这种政策带来的恶果，是刚建立不久的西汉政府始料未及的。

在吕后二年（公元前 186 年）时，西汉政府作出新的政策调整，“行八铢钱 ”。此次调整在史书上仅记有这四个字，其它的情况则一无所知。最近出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一书则为我们披露了这次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些情况。西汉政府为此专门立法，制定了金融方面的法律 ——《钱律》。该律隶属于《二年律令》，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二年律令》同出有一部《历谱》，所记最后一年是吕后二年，可以证明《二年律令》即是吕后二年制定的一部律令。其中的《钱律》应该就是此年为推行新货币政策的立法，与史书的记载相吻合。

在《二年律令》的《钱律》中，明确规定铜钱的直径应不小于 “ 十分寸八以上”（即汉制八分）。对可流通铜钱的其它标准也作了规定： “虽缺 ?p，文章颇可智，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 ”。这条律文是说，钱体虽有磨损，但上面的文字（即 “半两 ”）大部可识者，并非折断或铅质钱者一律可以流通。《钱律》并未有钱币重量的规定。从《汉书 •食货志》、《吕后本纪》可知，吕后二年法定铜钱的重量是八铢。

吕后二年货币政策的另一重大变化是，政府收回铸币和发行权，禁止民间私铸，对违反者给予极严厉的处罚。对私铸及相助者皆处弃市（死刑的一种，在市上当众处死）；对企图盗铸钱并有相应设备，但未实施者处为黥城旦舂（黥是在颧部刺墨，城旦舂是汉代刑期最长的刑徒）；对明知他人盗铸钱，仍为其购买铜、炭及帮助将私铸钱投入市场流通者，皆与私铸钱者同罪（弃市）。对知情不举告的同居者、伍人（五家为一伍）、正典、田典分别处赎耐（依《具律》，赎耐金（铜）十二两）或罚金四两。

同时，政府奖励举告和捕获盗铸钱及相助者的人。对于捕获前述因盗铸钱当判死罪者一人，予爵一级（西汉实行二十级爵）；或以此免除死罪一人，城旦舂、鬼薪白粲（皆为刑徒名）二人，隶臣妾、收人、司空（三者皆为刑徒）三人以为庶人（其身份介于平民与刑徒之间，一般是罪犯刑满后的专门称呼）；对举告者则免除其徭役。

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是政府收回矿山的开采权，或由政府直接开采，或出租于人，政府收取租金，《二年律令 • 金布律》对此有记载。

政府禁止民间铸币以后，改由中央政府主导货币的铸造和发行。当然，钱币的铸造是分散在全国许多地方，由政府派员直接监管。相对 “ 荚钱”而言，吕后二年发行的“八铢钱 ”重量增大了许多，掺入的杂质也减少，铜的消耗明显增加，政府的支出成本大为提高。在社会经济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财政会呈现出不平衡，而导致新币制难以为继。

吕后六年（公元前 182 年），货币政策再次调整，废止“八铢钱 ”，改行 “五分钱 ”，即恢复使用钱径仅有半寸、实重三铢的 “荚钱 ”，面值仍维持 “半两 ”不变。政府从这次的货币改制中获取了大量的财富，使府库得以充实。这次调整大约维持了七年的时间。

汉文帝五年（公元前 175 年），政府又一次调整货币政策，废除“盗铸钱令 ”，令民放铸，更铸四铢 “半两 ”。货币的制造又一次混乱起来。吴国（诸侯王）因境内有铜矿，大肆铸钱，富甲天子；大夫邓通，以铸钱财过王者，吴、邓所铸之钱一时遍布天下。地方诸侯势力因此迅速膨胀，最终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但是，四铢半两钱一直使用至汉武帝发行三铢钱时，才废止，大概使用了四十余年。

从上述简要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从秦到西汉初年铜钱的变化规律：由钱文与重量一致，逐渐走向钱文与重量分离（减重），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之后才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