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以金融生态为主题的研讨会。大家注意到金融生态这个概念在中国提出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对它的解释也是多种多样。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对这个事情也要很关注，这段时间我们对概念做了一些研究，对体系做了探讨，实论做了一些分析，今天我把情况介绍一下。星期六会有一份报告会正式出版，评价结果也会公布。今天时间有限，我只从四个方面向大家汇报一下。

第一，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做研究先查文献，一查国内文献，我们在一年前开始做工作6篇，国际文献没有。说明如果国家没有文献，甚至相关的文献也没有，表明这是很特殊的中国的事情。国家研究得很少，而且各说各的，表明这件事情正在形成、讨论中。为什么中国提这个事，我认为是因为中国金融风险现在非常大，非常受人们关注。而对于风险形成的原因，我们分析不够。周小川行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中国金融风险形成的原因两类，一类是金融体系自身，一类是金融体系的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够从理论体系上把这点说清楚，永远搞不清楚。国有企业贷款不还，表示在银行帐上，怪谁？怎么解决不说，我们现在要弄清楚，中国的土话叫桥归桥，路归路，我们需要一个框架把桥、大路、小路分清楚。我们觉得金融生态这样一个很有包容性的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清楚中国金融风险形成的两大类原因。在我们研究的范围内分两类，一类是金融主体，一类是金融生态环境。我们要研究这两类因素，怎么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甚至有时互相促退。金融生态概念的提出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而且极有实践性的问题。

第二，我们研究是把它放在地区层面。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不从宏观的总体层面，主要在地区之间做研究。就是因为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下，统一的共产党领导下，各个地区情况是千差万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我们分析有四类。第一类，经济地理和历史传统不一样。第二类，各个地方发展的路径不同，有些地方注重引进外资，有些地方注重引进外资，有些地方注重发展民营经济，有些地方注重发展集体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同重点就显示出对金融环境的影响不同。大家看看广东、江苏、浙江，我们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金融系统对它的评价是不太一样的。第三类，因为中央政府总是用一种非均衡的战略推动中国的改革。大家想想，特区无穷尽的试点、东部崛起、西部崛起、老工业区改造，每一个地区都给政策。对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推动一个大的战略性改革是需要不同的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但是我们看到，长期这样，到今天其实还是这样，在地方上就引起机会主义倾向。考虑地方发展的时候，首先想我要政策，而不是想我怎么练好内功把自己做好。所以这两年来，往中央跑、往北京跑比以前严重多了。宏观调控之后，中央把权力抓在手里，大家一起要到中央跑这个资源。第四类，在目前中国分权体制下，地方的行为有差异，包括考核指标的差别，比如GDP指标，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要绿色GDP、科学发展观。如果按照过去的考核办法，分权体制下会造成各个地方差别非常大。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是在地区层面上生态差别很大，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研究。为什么像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国家再大，有行业区别、有个体的区别，没有区域的区别、或者区域的区别比较小。区域区别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

第三，怎样评价金融生态环境。在我们研究中，哪些是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要素，按照重要性排序，第一位是法制。我在这里说一下，法制环境好坏的评价，并不是出不出事，重要的是出了事能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所以在我们的评价系统里，像浙江案件出了很多，但大多数得到公正了的解决。应该说法制环境是好的。第二，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用数据分析显示经济发展水平高，金融生态环境就好一些。中国经济有一句老话，如果他得以温饱，就会知廉耻。一般发展好的地方犯不上破坏生态，甚至违法违规的事情。第三，金融部门的独立性。我们的研究做了搭便车的事情，金融部门独立性比较强，我们用几个指标衡量，表明金融可以在这个地方做自己要做的事。第四，企业的诚信，还款的比例等等。企业运行的法律环境，同时也就是金融部门运行的环境，所以企业的状况决定了金融生态的状况。第五，地方金融发展。很多人在问我们的研究，我说实际我们也是搭便车，我们简单看看，这个地方金融机构愿意不愿意设分支机构，设了一个是不是愿意再设第二个。他们的市场选择行为，反过头来我们作为指标，愿意在那设就说明那好，设了以后就撤走了，或者设了以后业务不发展说明不好。第六，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审批的程序，办事的效率。第七，社会诚信。我可能和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社会诚信应当占很重要的比重，但也许由于不太好度量的缘故，在我们的研究它并不特别的重要，或者反映在其他几个主要因素之中。第八，社会中介服务。我很高兴听到今天的嘉宾都提到通过完善社会中介服务完善金融生态。第九，社会保障程度。研究显示，研究显示，社会保障比较好的地方，犯不上赖帐，金融生态也比较好。

第四，改善金融生态的战略。总体上我们分析了九类因素之后，改善的策略其实可以从这九个方面探讨。我们考虑这些问题需要综合，我们强调金融生态问题是制度问题，而不是谁坏谁好，不是个人道德问题。所以我们归纳出三类因素。第一，是政府的职能转换。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国度，所有的事情都与政府有关。政府必须从直接参与解脱，干预经济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否则金融生态好不了。十六届五中全会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这个改变，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很难得到改善的。第二，完善法制环境。我们强调了立法、监管、执法公正性问题。我特别要讲立法的思想问题，中国到现在并没有摆脱杨白劳思维，所以立法中保护债权人，谁都说应当保护，执行过程中谁都不保护。因为金融机构在这边是债务人，那边是债权人，债务人对存款者一分钱不敢赖，面对企业有无穷多的办法赖你，保护债权人非常重要。第三，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大家讲得很多了。

我简单把主要的一些问题和想法向大家汇报，我们的报告很快就出了，希望和大家交流。谢谢大家。